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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瑞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离不开以“王海”为代表的监督型消费者?

2016-11-08 15:54:05  |  作者:史瑞杰

史瑞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离不开以“王海”为代表的监督型消费者?

 

  /史瑞杰

 

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两大层含义。

 

一是“经济结构改革”,因资源错配导致的“经济结构歪曲”,经济发展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内需以及“人口红利消失”和“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以及过度追求GDP所造成的产能过剩,资源错配,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扭曲。

 

二是,推进“体制机制结构改革”,政府权利过大,过度干预市场,地方为发展速度和目标,各自为政,政府部门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致使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让经济发展受到了难以克服的“体制障碍”。

 

这两种“结构改革”完全不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只针对“经济结构”改革,而对“体制机制改革”置之不理,让改革重点偏移,其后果及危害难以想象。中央为何会在“供给侧改革”中提出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正是因为意识到“体制性障碍”阻碍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和导致的金融市场不完善,秩序不健全,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法治思维普遍缺失,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地方保护大行其道,官商关系不健康,等等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问题,抑制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因此“体制机制结构改革”是治本治根,也迫在眉睫。

 

那么这场改革,为何离不开以“王海”为代表的监督型消费者?

 

“体制机制结构改革”包括多方面的体制改革,如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国有经济改革等等,还有最为关键的“建立法治秩序”,


当前,“依法治国”已成为“时代主题”,而一个良好健康的市场环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以“法治”为基础和唯一准则的制度之上,当前我国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是全社会共识,决策层对此也早有深层认识,随着最高法为代表的改革先锋,出台了有利于消费者保护的司法解释,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消费维权白皮书,但是改革之路依旧艰难,惩罚性赔偿依旧得不到有效落实,地方保护更为“隐蔽”,较为引人关注的是工商总局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二为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征求意见稿》;二规定拟将以“王海”为代表的监督型消费者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这是法治思维缺失的具体表现。

 

在一个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环境里,王海和王海们的较真尤为“珍贵”,用法治手段监督假冒伪劣商品,用法治手段监督地方保护,是一个社会对消费者责任和义务该有的基本要求,当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乏,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也严重缺失,王海对企业商家的诚信缺失起到了监督作用,更是对地方保护等违法腐败行为起到监督作用,中央的决策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久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该意见提到: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企业垄断,违法给予优惠政策或减损市场主体利益等不符合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为规范政府行为特出台了该意见。决策者已意识到地方保护等腐败行为已严重干扰到市场经济发展,在除了政府监督以外,其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是靠公众监督,这种社会共治方式,有效的促进了作风建设,当下我国,消费者的监督较为薄弱,巨额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未出台,吹哨人制度缺席,众所周知,合格的市场要有合格的消费者,而我国社会也正是缺乏王海式的消费者,据悉,日本消费者在购物时近似于苛刻的“挑剔”行为,是日本厂商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外在压力和动力。而我们有此精神的消费者尚未抬头,即将面临“打压”,作为社会共治的主要力量,王海们用法治手段,以个人能力促进产业升级,促进法治制度建设,在当前,算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最优秀的群众力量和民间基础,对改革抱有热情,说真话,促改革。对建立法治秩序,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以为,当下,建立法治秩序是最为紧迫的改革任务,没有一个良好严明的法治秩序,那么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会惯用过去的粗放型监督和发展模式,如果市场交易缺乏一个公正严明的规则和制度,那么试问:市场运转如何能确保公平有效平稳的运行?没有平稳的市场运行,如此激发市场活力?


笔者认为“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是当下最急迫的改革任务,也或是阻力最大的改革任务,某些地方或许部门连一个“王海”都容不下,可见改革阻力和难度之大,中央深改小组在6月某次会议上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可见“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重点,是治本之策,而某些地方和部门偏离改革重点,对体制机制改革躲躲藏藏,让改革流于口号,对社会监督依旧带有强烈的排斥情绪。

 

综上,“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绝离不开以“王海”为代表的监督型消费者,不仅要支持鼓励,更要在其他市场经济领域鼓励这样具有较真意识和法治意识的人勇于站出来说真话,对所谓市场“潜规则”说不,促进公平竞争和行业发展;有关部门和个别地方更应保持法治意识、改革意识和大局意识,尽快回归到“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本位上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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